陈志武:中国尚缺一个一以贯之的“故事”

时间:2018-12-06 阅读:

  原标题:陈志武:中国尚缺一个一以贯之的“故事”   岛 君 说   在那篇写于2009年、题为《从2

  在那篇写于2009年、题为《从2049年》的文章中,陈志武教授曾预言,只关注经济的“半边改革”将会造成体制与国民心态的扭曲,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受阻,外部环境紧张。十年后的今天,中国的经贸和外交形势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他的观点。

  基于对现实困境、普遍人性和历史趋势的研究,陈志武教授认为,未来30年,中国需要一场兼顾政经的,可称为“2.0版”的全面改革,也只有那样,中国才能营建前后一致的价值体系、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,讲述一个贯穿社会、、经济、文化的“中国故事”。

  问:陈志武老师,您在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《从2049年》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再度广泛流传,读者们无不惊叹它强大的预见性。

  在这篇写于2009年10月的文章中,您准确地预测到之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大致走势,以及我们此时此刻会面临的一些困境。比方说,您认为当时的“四万亿”以及其后的一些政策,会让“国进民退”加剧,让国企垄断上升,而民企受到挤压,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会不断上升,而民间消费需求会不断下降。

  您还预言,到2018年时,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发生,但是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变成了财政危机。记得当时“四万亿”推出时,大部分人是叫好的,认为它起码部分驱散了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阴影。

  陈志武:2009年时,《中国企业家》杂志找我,请我写一篇《从2049年》。我一开始拒绝了,因为自己从没写过这种科幻小说。但几天后我想,也许我可以借助未来,谈谈今天的中国应该做什么事。

  当时我觉得,“四万亿”方案短期让中国渡过了危机,非但如此,中国更是利用危机,让自己大大地、快速地上升了一番,从表面看,大多数人会觉得是蛮好的事。但是,假如用人来做比喻,你该生病的时候,身体能发烧,说明你的身体在发挥作用,不发烧反而不好办。

  社会和经济体也是这样:有时候发生一些危机,不是坏事,关键是怎么回应。最糟糕的是,危机发生后,不去做该做的结构性调整、体制性改革,反而变本加厉,把结构性的扭曲不平衡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度,给潜在的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。

  我当时非常担心,中国那些关键的结构性改革,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、土地制度的改革、减少地方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改革、制约地方政府的权力的改革,到最后都没有做。

  所以我写这篇文章,是希望借助于“未来可能会出现危机”,来给决策层一些压力,让他们去正视这些必要的结构性改革。我的愿望是好的,但同时我也很清楚,人的本性决定了,你要是日子过得很好,而且越过越好,要自己主动地改变,给自己动一下手术,是很难的。

  我在文章中,对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的大致历程做了一个判断:根据人的“不见棺材不掉泪”的本性,就知道,“国进民退”只会进一步强化,而到2018年左右,就会有点坚持不住了。

  陈志武:反响还好。因为“四万亿”使得中国经济在2009年年末左右又开始欣欣向荣了,所以那时候没什么人把这当一回事儿。

  最近这篇文章被重新翻出来之后,我感觉最有意思的,是哪些群体反应最强,而哪一些群体没有反应。最大的对比,是那些有决策权的,有影响力的,或者企业家这些精英阶层,反应最为强烈。

  几乎所有做企业的朋友都给我发了短信表示佩服,因为他们心中的焦虑和我在九年前预测的是一样的。官员的反应也很强烈。而另一方面,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几乎没什么反应,因为他们还不是老板,还不面对企业没有资金、发不出工资,到底是要继续活下去还是要转移或者关门这类难题。

  问:您在十年前就预测到今天中国会面对的很多困境,甚至包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。在您文章中,2018年有很大的分量,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转折点。我们此刻正站在2018这个时间点上,您觉得和十年前您的预期相比,眼下的情况是更好一些,还是更糟一些?

  陈志武:基本上和预期差不多,因为我的文章主要还是根据人性本身来判断的。从十几年前开始,我的研究兴趣从纯粹的金融理论、金融实战,转移到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。

  我过去十几年接触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学者,尤其是经济史学者,他们的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,中国人也好,美国人也好,欧洲人也好,非洲人也好,本质都是非常类似的,所以到了今天,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国家既愿意像原来那样,让中国把那么多东西出口到他们国家,然后又愿意让中国在很多方面继续我行我素,不做真正的体制性改革就加入世界的大潮流。

  这个局面,原来在中国很穷的时候,别人是可以接受的,一旦中国富有了,那么这时大家思考问题的价值取向、基本信念是不是比较接近,就变得更加重要了。

  我在和学界的,耶鲁、哈佛或者其他大学的朋友们讨论时,也越来越感觉到: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,叫它贸易战也好,冷战也好,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,在中国国内,我们没有一个“故事”。

  陈志武:按照哈佛一位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教授的说法,中国缺乏一个统一的,贯穿社会、、经济、文化方方面面的ideology (意识形态)。而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们理解的狭义的意识形态,而是一种前后一致的价值体系、制度体系、文化体系。我把它说得比较中性一点,就叫做“故事”。

  我们现在,经济上是一个故事,要推动市场经济;上,是另一个故事;社会层面呢,又要恢复儒家。这样一来,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故事,没有几个人能把不同领域的故事串通起来。

  我们的古人就说过,名不正则言不顺,就会碰到各种矛盾。今天中国跟美国在贸易层面谈判的时候,据我所知,一些官员谈得很辛苦,做出了超人的努力,在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情况下提出解决方案。

 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做得那么辛苦,那么难,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“故事”。而在美国,社会、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,对内对外基本上是同一个“故事”。我们去跟美国人去谈判,就会非常难。

  这种缺失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。走在中国的街道上,你很难看见几个人,脸上的表情能体现他过着一种幸福、安逸、平和、让他满意的生活。似乎每个人都很烦躁。

  按理说,我们中国人现在有钱了,有那么多房产财富,应该过着内心的幸福生活,也能表现出更多内涵,但我发现正好相反。当一个人的观念、经济生活、生活、家庭生活、社会生活都各成一体,相互打架的话,最后表现出来就会是这样。

  问:您的文章,是从1949年建政讲到2049年。您将这100年大致分成几个阶段:1949到1978年,跟官方的说法一样,是改革“前30年”;1978年到2008年,是改革的30年;从2008年到2018年,在您看来是迷失的10年、停滞的10年。

  陈志武:这10年是尽量按照老办法、软着陆的办法,不断硬撑的10年,企图在原来的基本体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实现更多的增长,是失措、挣扎的10年。

  问:今年中国上下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,而在您看来,改革只进行了前30年。在那篇文章中,您对这30年的改革为何能成功,有过一段总结: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、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、靠经济自由越近、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,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。”这句话可否用四个字形容:国退民进?

  陈志武:对,是的。我知道很多同仁得出的结论是正好反过来的。他们认同所谓的“中国模式”,就是国家在经济里起了主导作用。

  按理说,计划经济期间,特别是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,从生产到分配,全部由计委和其他国家部门管理着。如果说通过行政管制能够实现经济繁荣,为什么到了70年代中国社会活不下去了?又为什么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,经济成就那么明显?

  从80年代农村包产到户以后,把种什么、何时种、种多少,去哪卖、以多少价格卖这些决策权都给了农民以后,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迅速提高。从过度管制到放松管制,把人的活力都给解放了。

  然后从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初,我们再慢慢琢磨该怎么样去改工业、改城镇经济。特别是南巡以后,再进一步把城市的改革,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推到日程上面来。在执政时期,很多国有企业和工业进行了改制,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。

  我们一般都说,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腾飞,但实际上,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前,有将近十年的时间,中国政府在放松管制上做了很多具体的努力,让中国经济体从绝对的国有、集体企业垄断,慢慢地变成到2001年左右开始,民营企业可以大刀阔斧地发展。入世又使得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。

  所以,到底是政府管制创造了经济奇迹,还是反过来,是因为政府管制越来越放松,民营企业和民间个人的决策权越来越大,创造了经济奇迹?我觉得任何有正常理解能力、了解常识的人都很容易回答。

  问:我想再回到2008年这个非常关键的年份。究竟发生了什么,打断了前30年的、本来也许可以延续下去的改革进程?全球金融危机肯定是一个外因。是不是也有一些内因?

  当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破产倒闭的消息传到中国时,最高层有过一个讨论,靠谁来帮助政府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?他们几乎马上达成一个共识——不能靠民企,因为民企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,不会听政府的话,而国企都是党管的企业,会听话。

  当时,不管是最高层中的改革派还是非改革派都意识到,幸亏之前没有把所有的国有企业民营化,还保留了不少国有企业。这种高层共识,在某种程度上导致2008年之后国企改革的刹车和转向,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变成新共识。

  从2008年到现在的10年里,国进民退不断强化,再加上其他认知方面的模糊和误区,为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找到了理由。

  在我看来,我们不能够因为100年里面只发生一次的这种金融危机,要把其他的99年都牺牲掉。整个经济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控制,然后国有企业是听政府的,这样是不是有好处?当然会有一些好处,特别在追赶、模仿现有技术产品时,国有企业可以很快做到,但它们在创新创意方面是力量不足的。国企虽然听话,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富强是由全方位的国有制带来的。

  问:在您那篇文章中,从2019年到2049年是中国第二轮改革、或者“改革2.0版”的30年。您对这30年还是很乐观的。就像您说的,不见棺材不落泪,也许我们已经到了见棺材、撞南山的时刻,所以可能会倒逼出一些真正的改革。您现在对未来30年还这么乐观吗?

  陈志武: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还没见到棺材。现在只是有威胁,有带来危机的潜力,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身处危机之中。但是我相信最终会有系统性的改革。

  为什么这么乐观?因为我认为,中国社会、中国人跟其他的社会、其他的人种是一样的,在追求美好生活上都是一致的,我们要使社会持续稳健的发展,必须得要有一个前后一致的“故事”。如果只搞半边改革,只改经济,不改其他,会带来方方面面的扭曲,到最后必然会产生一些动荡和危机。在那个时候,我觉得决策层会意识到,必须做全方位的,而非局部的改革。

  问:如果说我们还没到最坏时刻,那么您觉得最糟糕的情形会是怎样?您曾经基于对数百年来贸易战的研究,得出一个“三部曲”:从经贸冲突开始,第二步上升到层面的冷战,最后可能会上升到军事上的热战。您觉得中美贸易战下一步会如何发展?

  陈志武:为了理解今天和接下来会怎样,有必要把今天跟“二战”之前的世界格局做一个对比,因为我觉得,从1980年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,跟世界从1780年工业一直到二战之前的30年代的经历,是非常类似的。

  从1780年到20年代,发生了两轮工业,这相当于那个时候的技术。同时从19世纪初,第一轮全球化也开始了。工业和全球化创造了很多财富,能干的人、人上人的财富和收入到20年代时已经非常的高。

  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,一直到1932年结束,这是第二个阶段,三年左右的时间,让美国和欧洲的很多银行都关门倒闭了,给社会带来了很高的失业率。

  这个阶段结束后,紧接着,把前面制造的那么多的民怨、社会不公、收入差距、财富差距等等社会矛盾,都集中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急速上升,然后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出在各个国家的中。

  1933年,希特勒选上了德国总理,墨索里尼也在意大利上台,当时美国关税比现在还要高很多。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、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是整个30年代的主旋律,那是第三个阶段。

 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左右开始的电脑,后来的互联网,再加上1980年左右开始的第二轮世界的全球化。这个阶段到了2008年左右就告一段落。这28年时间对全球,特别是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非常明显,具体表现在财富差距、收入差距、社会矛盾都被推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。这个高度跟“二战”之前非常类似。

  然后,三四年前开始,从美国的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,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、英国脱欧、意大利也选出左派的民粹主义家做首相,我们进入了这一轮的第三阶段。

  在上一轮里,两次世界大战打完,整个周期才算走完。那么这一轮会不会进入第四个阶段——战争阶段?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,我希望不会发生,但是某种形式的冷战已经在进行了。有时候也许冷战也是一种把社会矛盾、贫富差距、收入差距等问题给缓和一些的一种方式。

  从人类历史来看,从一万多年以前到现在,每次技术都使得收入差距、社会矛盾恶化。每次社会组织形式的进一步复杂化、等级化,也造成了财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恶化。很多历史学者研究也发现,人类历史上真正让收入差距、财富差距拉平的主要方式,还是两大类:一类就是大规模的暴力事件,包括大规模战争,还有一个就是大规模的瘟疫。

  很多人问,这一次,人工智能、AI机器人和大数据,是不是能拯救人类,改变过去的历史规律?我觉得,正好相反,历史还会重复

  道理很简单:每次技术虽然也会让大众受益,但从财富创造、收入提升的角度来讲,很遗憾,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的潜力。如果马云生活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,是肯定没办法成为首富的,因为在那个时代生存,要身强力壮,个子高大,才可以去跟动物打。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,到今天,成功靠的更多是情商、判断社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能力。

  每次新技术出来后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学习它,即使愿意去学的人,很多也没办法完全把它的潜力搞明白。因此走到最后,每一百个人里面,可能只有两三人能够把新技术及其潜力真正理解透、挖掘好。从一万多年以前到现在,总的来讲,一次次的技术进步,使得人的财富差距、收入差距、地位差距不断拉大。

  陈志武:但是对人类更长久的历史,我是非常乐观的。很多历史学者做过很多研究,从原始社会到现在,每年的暴力死亡率,包括凶杀、误伤,还有每年10万人里死于战争的人数,总体上是越来越低的。

  人类走向文明、走向更平和的生存状态这个趋势,是非常积极的,一点都不含糊的。长期是乐观的,但短期里是不是会走一些弯路?人性告诉我们,不仅仅是会,而且往往是必然的。因为人不会在没有经受教训的情况下去改变自己的行为。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,吃一堑长一智,说的就是人类进化是靠吸取教训再前进的总体规律。

  问:再回到中国。在您那篇文章中,2019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的年份,您认为中国的决策者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意识到,必须做一点什么来扭转局势。您提到的几项关键改革,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、国企产权的改革、财政改革、权力制衡机制的改革,是否仍然是当下最应当推进的改革?

  作为经济学家,我们对社会的责任,就是尽量把不同的选择、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讲出来。我们最成功的地方,就是我们对于坏的结局的判断没有成为现实。

  很多人觉得,如果我们的预测最终没有成为现实,那就说明我们没有任何用处。这是错误的理解。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。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,生物也好,物理世界也好,化学世界也好,是不受人的意志转移的。

  明天会不会有台风,会不会有地震,跟我们人今天怎么想怎么做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评判自然科学家们,真的要看他们的预判跟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一致。

  但是社会科学不是这样的。社会的未来、经济的未来,取决于当下的决策人如何决策。我们学者把几种不同的路径,以及它们会带来的不同的结果提前分析出来,或许能让这些决策人避免那些导致危机动荡的选择,让我们的最坏预测不要成为现实,这是我们的责任。

  问:对于2049年,您在那篇文章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图景。您是这么说的:“2049年的中国,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,而且,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,分享真正的‘全民所有制’的好处,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,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,也没有那么容易,会受到全国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。更重要的是,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,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,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,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,都能自由创业、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。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,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,忽视另外的企业,所以,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,连商业规则、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’的原则。”我们希望历史能再一次证明您的预见性。

关键词: 中国的历史事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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