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夢瀟《早期中國的月令與「時間」》出版

时间:2019-02-11 阅读:

  薛梦潇,1986年12月生,江苏无锡人,历史学博士。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,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。近年关注先秦秦汉时期的时间秩序,在《历史研究》《中国史研究》《江汉考古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。

  时间,不仅是可被测量的天文时间,由于人的参与,时间于自然属性之外,也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和内涵,成为定位自我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参考系。中国上古时期,人们就已对时间作出了各种规定。这些规定落实到年、月、日各个层面。

  首先,年月时旬日辰一系列历法概念的成立,既是自然时间运行周期的“科学”记录,同时这种被结构的自然时间,也与先民的社会生活节奏息息相关。而当王权国家兴起,历法的完善整齐不仅关乎政统,也实际有利于兵刑钱谷的统筹调度。日常行政的展开,都以时间同轨为前提。这种对时间的规定,其实是对人事的规定。

  其次,时间被赋以吉凶的性格,占卜时日、择吉避凶的传统源远流长。甲骨文中“无祸”“有祟”的占辞比比皆是。两周金文“正月初吉丁亥”的虚拟纪时所在多有。卜问凶吉并非贵族专利,普通民众也有自己的择日信仰。

  第三种规定时间的形式,就是本书讨论的月令。月令,是中国古代的时宪之书。它以时月为纲,使农事、礼乐、政教、兵刑无一不贴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律。以“月令”为题的文献,收录于《小戴礼记》。此外,载于《大戴礼记》的《夏小正》、《吕氏春秋》“十二纪首”、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及《管子·玄宫》《轻重己》诸篇,也符合以时/月系事的特征。它们也属于月令文献。

  诸本月令文献体例有别,文字相异,成书时间有先后,出身地域也不一。它们展示出早期中国多样化的“时间表”设计方案。欲探求上古先民的时间观念、时节意识,月令文献是上佳的契入点。

  月令的持有者、使用者,往往被设定为人君或天子。各本月令文献的时节划分,也不是单纯地因循自然时间规律,而是寄托着王道追求。以《礼记·月令》为例,秋冬与春夏,无尊卑之别,但有阴阳之分。设计者将王政的宽和柔惠,融入草木萌发、玄鸟于飞的勃勃生气之中,而又期望人君挟恃秋霜冬雪,行威武肃穆之政。将四时十二月配以五行,赋予每时每月生、养、衰、杀的哲学思想,制订出助阳顺阴的政令和礼事,于是,这些针对君主而人为规定的各具寓义的时间,就成为“时间”。

  月令文献的内容包罗天地万象,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。从现有成果来看,至少已在史学、文学、民俗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有过尝试。仅就史学研究而言,月令文献中的各项制度,包括官制、礼制、灾异等,均可作独立研究。本书考虑的是,五行学说、贵族礼制、时节习俗这些元素,不待月令出现就已通行于世,那么它们是如何被统摄于月令之中的呢?将它们勾联起来的线索,就是“时间”。

  围绕月令文献揭示的“时间”,本书分两方面探讨:第一是时间的制作。首先,早期中国的时节意识如何转化为系统性的月令文本?诸本月令文献所设计的“时间”有哪些特征?其次,在战国向帝国演进的过程中,原有的时间表也经历了一场淘汰与整合。那么,具有“王官月令”地位的《吕纪》如何生成?

  第二是时间的运行。月令文献的出现,“时间”的制作,往往伴随着为王者开太平的意图。在成熟的月令文本如《吕纪》《月令》中,“帝王之大司备矣,天下之能事毕矣”。 然而,无论《月令》是如何完美地演绎“时宪”的精髓,终不过是一份体大思精的“设计”,而非早期中国社会生活的“实录”。职是之故,有必要讨论秦汉制度中,吸收了《月令》中的哪些制度,以及《月令》对统一帝国时间秩序的构建有多大程度的影响。

  总之,本书的研究路径,就是探讨先秦诸本月令如何整合成《吕纪》《月令》这一系秦汉王官月令,以及《月令》如何影响两汉时期制度的历史过程。

  在这一路径上,本书设六章内容,第一、二章梳理月令“时间”的生成脉络,主要考察月令文献的形成、整合与经典化过程。第三至第六章分别从礼制、行政与司法三方面,回答两汉时期“时间”如何运作的问题。明堂与迎气礼,是《月令》宇宙论最直观表达。尽管自汉代以来,相关研究不胜枚举,但其中难免经学上的“以讹传讹”。拨开经学遮蔽,结合考古发现,重新爬梳明堂演变史,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月令理论与现实明堂制度交汇、合流的动态过程。月令“时间”的运行并不局限于上层礼制,“时间”在郡县的传递,无疑也是构建帝国时间秩序的一环。本书注意到“行县”与“行春”一字之差背后的内涵,试图从地方巡行机制切入,探讨“时间”的授受实态。月令“时间”最基本的运行原理是助阳顺阴,赏罚以时。“行春”是天子宽和之政的颁宣,行刑时间的制订则是人君顺应严寒时气行使生杀之权的体现。在秋冬行刑的时间大框架之下,东汉王朝对死刑与薄刑时间作了两次调整。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到月令在两次改律中扮演的角色,另一方面,改律的最终结果也揭櫫按月令施政名实之间的距离。

  王朝有意按月令完善时间秩序,然而“有意”未必等于有效。此中既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原因,统治者自身的惰性、经典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疏离,也导致一些时间制度的执行效果不佳。王官月令当然可以凭借威权,在文本上消除地区性的时节忌宜,将黄河下游的时禁推向全国。但是,整齐的文本无法抹去不同地域间固有的自然生态特征。进一步讲,包括时间秩序整合在内的、文化大一统,可以压制异见异心,终究无法整齐客观存在的丘壑盈虚。

关键词: 《历史研究》期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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